在日本“出张”的中国女孩

科技 dede58.com 浏览

小编:今年是我在东京生活的第四年,我每日清晨带着整洁体面的外表出门,穿过一座座高楼大厦,做完一日的功课,再拖着疲惫的身体,回到我那间不到15平的出租屋,像一只朝生暮死的蝴

今年是我在东京生活的第四年,我每日清晨带着整洁体面的外表出门,穿过一座座高楼大厦,做完一日的功课,再拖着疲惫的身体,回到我那间不到15平的出租屋,像一只朝生暮死的蝴蝶。

我在东京住的出租屋在东南郊外,是中国人经营的一座两层高的单体建筑,里面分隔出20余间大大小小的屋子,住了30多人。租户也大都是中国人,有寿司店的手工劳动者、初到日本还在语言学校进行准备的“留学生”,以及在东京混迹多年的“出张女郎”。

我的舍友陶红就是一名“出张女郎”。

1

2014年年初,我搬入现在居住的宿舍,春节前夕过年的氛围已很浓厚,宿舍的大门、走廊里,到处张灯结彩。

我走进自己租住的那间屋子,一个挂在墙上的中国结随即映入眼帘,鲜红而精致,屋里的地毯上堆着一些瓜子、花生、糖果、零食,朝窗户望过去,还能看到一对喜庆的小金马。陶红就坐在窗户边,一边拿着剪刀和红纸做手工,一边对着电脑上的节目《我要上春晚》咯咯地笑。

陶红手上未完成的剪纸,是一匹小马的形状。剪纸的手艺,是陶红在少年时代学会的。陶红在东京做过许多职业,虽然已经30岁,但说话仍然嗲声嗲气,口音带着浓厚的港台腔。加上令人惊艳的相貌,一开始,我以为她是台湾人,后来才知道她来自福建。陶红并没有向我隐瞒她的工作,“出张”是从日文直译过来的隐晦叫法,更直白的称呼是“出差女”——意思是去男性客人家里提供性服务。

但整个春节期间,她都没有出去工作,按她的说法是,做她这一行很自由。

我们很快变得熟悉起来,那年腊月二十九,陶红带我去附近的超市采购年货,买了些面粉、猪肉、不少蔬菜,准备做饺子和家常的闽南菜。

那年中日关系紧张,大年三十那天,东京街头出现不少抗议游行的日本人。我在新闻上看到,国内有人打砸了日系车。而自己也是第一次在东京遇上游行,很担心会对我们这些住在出租屋里的中国人不利。

陶红却显得很淡定,她撩起窗帘,静静地看着窗外激奋的人群,嘴角勾着一抹讥讽的冷笑:“尽是些奇葩”。

我仍然不放心,起身检查门锁,声音有些颤抖地问陶红:“你都不怕吗?”

她依然是一副轻描淡写的模样,说不怕什么,反正钱已经给家里寄过去了。我琢磨了一下,觉得她的话说得奇怪,只觉得她像是有故事,但因认识也不久,便没有细问。

到了晚上,我依然有些紧张,电脑里播放着热闹欢腾的《春晚倒计时》,我们则在屋子里默默地准备年夜饭。陶红掌勺,我打下手,虽然我们只有两个人,却一口气做了大约十个菜,红烧肉、宫保鸡丁、咖喱鸡块、青菜肉丸汤……桌上的东西不丰盛,哪像过年的气氛——这也是陶红的意思。

春晚开始了,我们举起日本清酒轻轻地碰杯,唱到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时,陶红听得入了神,没有夹菜,也不讲话,只是眼神飘忽着,静静地听。歌曲结束一会儿,陶红才回过神来,轻轻地感叹着说,以前在国内时从来不看春晚,吃过年夜饭就回屋子待着,玩游戏,看小说,跟要好的朋友电话聊天。来了日本后,她每年的春晚都不会错过,只是不再跟以前的朋友联系了。

当她讲起这些时,原本暗淡的眼神像是被什么擦拭过,闪闪发光。

2

在日本这几年,陶红只回过一次家。

陶红的故乡在福建长平平塘村,留虞河从闽西的武夷山系发源,流经那里时,河面变得宽阔浩汤。

陶红是家里的长女,从她有记忆起,她的父亲就生活在船上。父亲是留虞河上的摆渡人,在远近方圆数十里内,那条渡船是跨过大河的唯一路径。在陶红之后,母亲又连续生了三个儿子,因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,这个原本在棉纺厂上班的女人被褫夺了工作,从此,陶红一家的生计都压在那艘摇晃的渡船上。

陶红上小学时,家里的渡船还只是一叶扁舟,系在一根横跨河面的坚韧铁索上。那时她学习很好,年年都是三好学生,因此还得到不用做假期作业的“特权”。

在这些闲暇时间里,陶红就成了家里的得力助手,在浊浪翻滚的河面上日日来回。父亲在船尾摇船,陶红在船头帮着母亲收钱,渡一人两毛。当她把一天收到的渡船费清点好交给父亲,父亲摸着她的头顶说,陶红算数好,比妈妈还聪明。

每日的收入装在一个小竹篮子里,到黄昏时分,金黄的夕阳洒在波光粼粼的河面时,母亲就开始清点收入,将一张张褶皱的角票叠起来,算清数目,再分出一份,让陶红送去奶奶家——那里喂养着三个弟弟。

奶奶将男孩儿们奉若至宝,所以尚在襁褓弟弟们可以尽情享用这些辛苦的收入,陶红却从来无福沾光,只有偶尔得到的一点点母亲的恩惠,分得几毛钱,路过村头小店时,换来几块苹果味的硬糖。后来小店关门了,她很多年后还能回味起那种甜腻的水果糖味。

陶红是在全家人重男轻女的歧视里长大的:新年里,弟弟们买了新衣服,她却只能穿家族年长姐姐们留下的旧衣服;弟弟们跟着奶奶吃着好饭好菜,她却只能跟着父亲母亲在船上风餐露宿,以粗茶淡饭果腹。父母和奶奶一直讲,她是长女,理应为弟弟们作出牺牲,“我毕竟是大姐,多少要照顾着些,真的,我一直这么想的。”

初中时,陶红的学习成绩还很好,跟学校成绩排名第一的男生谈恋爱,到高中时,她的学习就渐渐跟不上了。几千人的学校,每个人都被纳入一个优胜劣汰的严酷体系,从快班到慢班,再到普通班,然后在普通班里平平庸庸。

成绩的下滑,让陶红失去了在家里仅存的尊严。母亲无数次地数落着陶红,说她表妹因为学习成绩下降,回到家里,直接跪地认错,她却从未跪过。

多年以后,陶红在东京郊外逼仄的出租屋里向我叹息:她当年并非不努力,而是实在力不从心。高中毕业时,班主任曾催促她回学校拿毕业证,陶红没去,也没有参加毕业合照。高中三年残酷的淘汰过程,让陶红像个被放逐的流民。

3

高中毕业后的陶红跟许多同乡一样,选择了出国打工。家里给陶红做了最后一笔投资,凑来5万元人民币,交了去日本的中介费和半年语言学校的学费,就这样,陶红开始在日本东京以留学的名义打工。

初到日本的陶红身上只剩下20万日元(相当于一万元人民币左右),她没有多少时间,必须尽快找到工作。在东京,陶红吃的第一顿饭是从便利店买来的一小块面包,120日元,她在心里盘算着,这相当于人民币9块多。

在语言学校完成手续注册后,陶红立即开始找工作,按照前辈们提供的经验,她找了许多本《work part-time》,在上面找零工的消息,包括超市清洁员、传单派发员等,然后先请会日语的同学帮忙打电话预约面试,再自己背诵面试日常用语。

陶红已经记不得在最开始的十天里,自己面试过多少个工作,但没有收到一条录用的消息。她很快就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,本就不多的钱很快就要花完:交了3个月的房租,办手机卡、交通卡,购买每天对她来说“昂贵”的食物。她想尽办法省吃俭用,每天宁愿饿着,也要等到过了晚上11点便利店的便当开始打半折后再去,然后对着超市的货架长久地出神,盘算买哪种方便面最合算。

即便日子过得辛酸,陶红总是能乐观地面对这些艰辛的生活,她调侃自己“太会过日子了”,是最适合当老婆的人,如果自己是个男人,一定会娶自己。当然,陶红后来确实嫁给了一个日本男人,但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故事。

 

如果没有想到那个“撞运气”的办法,陶红真不知道自己能否在日本活下来——办法很简单,就是厚着脸皮问。

那时候,她每天都去语言学校的自习室,上前去跟遇到的同学勉强地搭话,打听对方是否在打工,打工的店里是否还要人,是否可以帮忙介绍一下自己。终于,有一个学姐答应给陶红介绍工作,但要收取2万日元的介绍费,说,这是规矩。

那是一份时薪850日元的工作,为便当贴标签,不要求会日语,也不要需特殊的技能。因为便当务必保证新鲜,所以工作要从凌晨开始,老板并不和善,连工作时间上洗手间的时间都不能超过3分钟。

初春的春寒料峭,但工厂里却开着充足的冷气,陶红每天工作时都要裹着厚厚的棉衣,被冻僵的手指活动不灵便,有时贴出的标签不够美观,就会被老板狠批一顿。那时陶红还没有熟练掌握日语,只好使劲地弯腰道歉,只能反复说“对不起”。后来陶红的日语提高了些,她终于听懂老板口中骂骂咧咧的言辞,是“蠢货”之类的意思。

第一次发工资那天是14号,11个排班,薪水一共是35200日元。兑现承诺给学姐2万中介费,陶红身上又只剩1万多日元。

做这份工作时,她能吃到的最好食物,是学着便当厂的老员工,趁老板不注意时,往嘴里塞进一块裹好配料的饭团,或者将一截香肠揣在怀里顺出车间。但这份工作的收入远远低于陶红的预期,即便省吃俭用,生活依然成问题。

她还需要更多的工作。

当前网址:http://127.0.0.122/a/keji/135.html

 
你可能喜欢的: